2017年，兩起慘痛事件將留在許多美國人的記憶中：一起是美國現代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槍擊案，一起是“9·11”事件以來發生在紐約最嚴重的恐怖襲擊。
10月1日晚，白人槍手帕多克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向一場露天音樂會開槍掃射11分鐘，當場奪走59條人命，另有500多人受傷。10月31日下午，一名烏茲別克斯坦籍男子賽富洛·賽波夫駕車在紐約曼哈頓繁忙的西側快速路上撞擊行人和騎車人，8人命喪車輪之下。
賽波夫行兇一個多月后，與時報廣場僅一街之隔的曼哈頓港務局公交站又發生爆炸案。27歲的阿卡耶德·烏拉在這座每日客流量達22萬人次的交通樞紐里引爆了綁在身上的土制炸彈。萬幸的是，由于炸彈威力不足，最終僅造成包括嫌犯在內4人受傷。
人們注意到，“9·11”過去16年，有組織、大規模的恐襲在美國大為減少，但由個人策劃實施的“獨狼式”恐襲威脅則日漸上升。恐怖組織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受蠱惑的個人利用生活中的常見器材發動襲擊，令政府部門防不勝防。烏拉用買來的常見材料自行制作簡易炸彈，賽波夫只靠一輛租來的汽車奪走8條人命。紐約市警察局負責情報和反恐的副局長約翰·米勒坦陳，防范獨狼式襲擊“很難，且以后會更難”。他指出，過去恐怖分子策劃襲擊的過程中會同組織聯絡，反恐實際是情報戰。但現在威脅來自個人，除非能“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否則幾乎不可能預先掌握恐襲的情報。
紐約上述兩起恐襲事件的嫌犯都是看到“伊斯蘭國”在社交媒體上的宣傳后萌生作案念頭。當恐怖襲擊從境外輸入、大規模、有組織轉向內生、零散、獨狼式，美國既有的情報和安全系統如何有效應對，成為美國政府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港務局爆炸案發生后，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一反應是再次強調收緊移民政策。他宣稱，這起案件再次證明有必要實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防止恐怖分子利用移民政策漏洞潛入美國本土。但紐約兩起恐襲的嫌犯均已在美國生活、工作多年。美國智庫“新美國基金會”一份報告指出，“9·11”之后美國本土的恐襲事件中超八成是美國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實施的。《華盛頓郵報》則指出，現在真正的挑戰是如何防止已進入美國的移民極端化，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和對穆斯林的各種指責讓這個問題更加難以解決。
與此同時，槍支暴力幾乎貫穿了美國的2017年。1月6日，佛羅里達州東南沿海的勞德代爾堡機場槍擊案致5死8傷；6月14日，距美國首都華盛頓僅約7英里的一處棒球場發生槍擊，包括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在內4人受傷；拉斯維加斯槍擊案僅1個月后，德克薩斯一座教堂內又有26人命喪槍口之下。
每起惡性槍擊案總會激起美國社會圍繞“控槍”的爭論。但現實是，全國步槍協會代表的巨大商業利益，深入人心的憲法第二修正案，以及美國部分地區濃厚的擁槍傳統，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注定了“禁槍”這一選項短期內幾無實現可能。
另一方面，美國現行的槍支管理體系也存在漏洞。得州教堂槍擊案的嫌犯戴文在空軍服役期間曾偷竊槍支并試圖對他人進行人身威脅，而被軍方開除。由于空軍未將這一情況告知司法部門，戴文得以通過背景審查，順利購得槍支。此案發生后，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的部分參議員罕見地共同推動一項旨在強化全國范圍內購槍背景審查系統的立法，以防止類似戴文的情況再次發生。可見，撇開“禁槍”這一目前難有結論的話題，在封堵現行槍支管理制度的漏洞方面，美國政府仍然有作為空間。
面對難以驅散的恐襲威脅和層出不窮的槍支暴力，有分析指出，無論是反恐還是控槍，無論應對頑疾還是新患，歸根結底都在考驗著美國的國內安全治理能力。(馬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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